一 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八十年代精神遗产的继承人。

　　说田夫，我们不能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不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生命体验，田夫都因袭而且一脉相承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

　　从百年中国的角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继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短短10年的时间，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便经历了开始、高潮和落幕，仓促而且惨烈，以至被很多人忽略了它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意义和真相。从某种角度来说，发轫并结束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终于最后解放了中国人的肉体和思想，即使后来有些挫折和反复，中国的历史从此再也无法逆转。

　　那是一个打开窗户和门，让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和走近世界的年代，即使天空中依然布满阴霾，阳光也从缝隙里透射下来；即使依然背负着支离破碎的传统和因袭的重担，那个年代的优秀者和先进分子们，也依然精神饱满地创造出一股洪流并且投身到这股洪流中去。这股洪流在整个知识界汹涌的最为猛烈，各种思潮、流派、思想仿佛一下子喷涌出来，令人震撼、目瞪口呆和眼花缭乱。而艺术界，在经历数十年革命的压抑、桎梏、窒息之后，犹如火山喷发一样，最先开始释放能量。现在思想界、文化界、艺术节甚至政界军界商界的成功者、成名者、大人物们，也几乎都是从那个年代开始起步，并且最终走向辉煌的。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最具有民族主义号召力的口号：“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也是在那个年代喊出来的。

　　每个时代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一旦这个时代开始风起云涌，他们立刻就投身到这股时代的潮流里，成为弄潮儿和佼佼者。整个八十年代，田夫以两个事件完成了他作为那个年代先行者所能做的一切：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的赴新疆乌鲁木齐支教和几年后的离疆出走，开始单骑万里的中国边疆大回旋。

　　1982年夏天，田夫毕业了，按照官方包办一切的惯例，田夫被分配到海滨城市大连。如果当时去了大连，田夫的一生一定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他拒绝分配，专门向校方提出了支边的要求。于是，1982年，在人们更愿意很现实地选择城市世俗生活的时候，田夫很存在主义地选择了理想，到了遥远的西部城市乌鲁木齐，这位东北的好小伙，终于最后成为西部的男子汉，当然，后来也成为中国意义上的好男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乌鲁木齐，还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边塞，很气派的高楼大厦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八十年代初的乌鲁木齐简单、朴素甚至有些土气，线条简单，格调是灰蒙蒙的。更可怕的是，这里的文化生活和现实气氛还非常单调，有些时候还相当压抑，比起中国内陆那些觉醒而且野心勃勃的大城市来，乌鲁木齐总是要慢上一拍半拍。即使有艺术和孩子们的真诚、善良、天真的笑脸和无邪的眼睛，田夫也依然感受到一种落差甚至失落，这种落差和失落是理想和现实的彻底失衡。某些时候，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毕竟，田夫去新疆那一年，才23岁，既需要肯定又喜欢热闹，即使如何豪情万丈，也仍然需要现实养分的浇灌。身处遥远的边塞，即使有了一些可以在一起谈天说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哥们姐们、志同道合的朋友，田夫还是有一些伤感寥落，再加上相对闭塞的单位和生活圈子对田夫的艺术追求不仅帮助不大，而且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不能不去想象自己的将来，他绝对不甘于做一个平庸的人和平庸的画家，他不能不去寻找解放和突破。

　　于是，在乌鲁木齐的新疆艺术学院从教五年之后，田夫又一次出走，跟上次离开家乡远赴乌鲁木齐一样，田夫的这次出走动静闹得更大。不过，跟上次出走满足主流社会价值所不同的是，这次出走给田夫一生都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和袈裟，让田夫成为一个年代的圣徒。在经历许多大苦大难之后，终于大慈大悲、大彻大悟，成为八十年代残存的理想主义者和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精神遗产的继承人！

　　在各民族民众的祝福和送行后，28岁的田夫骑着一辆二八圈的老式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囊、照相机和写生绘画工具，开始了其漫长的在路上旅程。

　　很难说当时田夫是在什么状态下决定这次旅行的，是深谋远虑还是心血来潮？是激情浪漫还是淡定从容？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1987年整个中国在路上的人都非常少，能够做出这样的选择和行为，绝对可以称作大胆、前卫而且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壮举，其意义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越田夫大学毕业时的支边。这些，从当时那些政要和社会名流的支持以及近万人的虔诚而崇敬的送行场面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说大学毕业时候选择来大西北还有一种迎合主流价值观的无意识，那么这次出走，则是田夫个人意识彻底觉醒后的一次主动选择，正是这种选择，让田夫成就为田夫。“只有在大自然中，我才觉得欣慰，有所依托，我所置身的社会环境，既单调平庸，又缺乏生气，我在这种生活里只觉得陌生和茫然，而大自然所具有的坚实残酷，壮美奇瑰，则能够唤起我作为一个人的人性中所蕴含的各种互相冲击，甚至互相敌对的力量，使我陷入孤寂与痛苦，并依靠这些力量与之抗争，所以我面对肆虐的风暴和平静的高山或荒寂的大漠时，其实是面对着我自己，那时我会清晰地看到我的怯懦与伪善，就象风暴已剥光我身上留存的一切非我的东西，在赤裸裸的自己面前，我已经感到了惶恐，震惊，也变得狂热而富有激情，渴望挣脱 、逃遁，进入高尚和自由中去，因为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的形象，而我却远远没有把他和自己重叠起来”。说这段话的时候，田夫已经在路上一段时间了。光荣和辉煌都是人前的，即使整个世界都为你喝彩，孤独、寂寞、痛楚和苦难也要一个人面对和承受。一个人在路上的经历事后叙述起来很浪漫，也很豪情万丈，但是，一个人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却是一种严峻考验和艰难磨砺，没有坚定的意志和坚强的信念，许多人会因为无法忍受这种考验和磨砺半途而废，即使能够坚持下来，也会在这种艰难旅程里放弃最初的信念去追逐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最终蜕变和堕落庸俗。

　　田夫经历了这些考验，四年多的时间，他一直在中国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穿行，骑着甚至更多时候是迎风推着那辆驮满装备的二八圈老式自行车，穿越泥泞、沼泽和举步维艰的高原、山区。在青藏高原某个宿营地，他遭遇过熊，被野狼咬伤过屁股，最后他干掉了那只野狼。穿越无人区的时候，一连数天找不到人家没有给养，他靠捕捉蛇、老鼠、甚至吃蚯蚓和虫子来填饱肚子，然后继续硬着头皮走下去。四年多的时间，他还遭遇过致命的疟疾、痢疾，还是在青藏高原，他遭遇过泥石流，差点儿被掩埋。即使逃出生天，他的腿也受了重创，济南轻骑总厂赞助了一辆K90给田夫，“中国边疆大回旋”后期，田夫是骑着或推着这辆现在收藏在他深圳家里的轻骑完成的。

　　遭遇许多现代人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苦难之后，从西北到西南、到东北再回到西北，围着中国边疆行走了一大圈儿，炼狱般的旅程终于在1991年结束。艺术学院的绘画老师脱胎换骨，他脸上棱角分明，风尘和沧桑让他显得成熟而更加有魅力，在他身上，多了一种深沉的、若隐若现的忧伤，泄露出他内心的慈善和悲悯。“中国边疆大回旋”的四年，八十年代结束了，九十年代已经开始，中国在转折，物质主义的喧嚣浮躁已经开始给理想主义、激情和八十年代的光荣和梦想送葬。这些变化，让在路上远离尘嚣的田夫归来之后有些措手不及。

　　辽阔的壮行归来，孤独、喧嚣、英雄的情怀和曾经的辉煌、万种瞩目和赞美、光荣、梦想、激情、悲壮这些形而上的东西都沉寂下来，在路上作为神和浪子的田夫，又回归到世俗而正常的生活里。这个时候，田夫已经开始不适应这种生活，如同一只鸟一旦飞到鹰那样高远的境界，他已经无法忍受檐下和凡尘。

　　而另一种困惑是，现实并不会因为你曾经的壮举和英雄事迹就会一直对你眷顾有加。更多时候，这也许就是你的负担和拖累，你必须忍受庸常的生活，放下身段，成为这种庸常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得到世俗的接受和认可。

　　生活又回到惯常的轨道，这个时候，过去就已经窒息着田夫的那种气氛又开始围绕着他，他跟这种气氛互不相容，更加格格不入。于是，壮行归来的田夫并没有安定下来，反倒比过去更加颠沛流离。如果说，数年前的壮行是一种悲壮的、理想主义和使命感的出走，那么回归后的颠沛流离，更多一种不兼容的旧文化世俗对于田夫的加害成分。他离开艺术学院，甚至一度进入一种安定的漂泊状态。到了新疆的一些地方，教书画画，却更加没有归属感。虽然天真烂漫的学生们依然会给田夫带来慰藉和满足，但是，这种慰藉和满足并不足以抵消他受到的那些不公正待遇。于是，数年之后，田夫携着妻子毛毛，彻底离开新疆，辗转于南中国的热土，从广西到广东，从北海银滩到了深圳福田，而这些，也是田夫始料未及的。

　　不论从性格还是绘画风格、题材甚至外貌上看，田夫都跟中国北方一脉相承，可是，他却被北方一次次放逐，终于在南方找到了立足之地，这是命运的诡谲之初。当然，田夫的这一次次放逐有自我选择的成分，他必须要承担自己选择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次次放逐又是田夫对一个逝去时代的担当，他必须为他所投身的那个时代承担责任和后果。

　　随着八十年代的结束，田夫的壮行也归入了历史。在无边无际的沉默里，坚毅执着的田夫并没有沉沦下去，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坚守着八十年代的激情和梦想、光荣和悲壮。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田夫用他的绘画顽固地抵抗着物质主义的侵蚀，这种抵抗残酷而决绝，以至他的作品总是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悲壮意识，大气如荒原落日，宛如徐悲鸿画笔下的田横和五百壮士。八十年代的印象和痕迹太深刻了，以至成为骨子和血缘一样混为一体的东西。这是一种思想和情绪，这种思想和情绪让田夫成为一个残存的理想主义者，成为八十年代遗产的精神继承人。也正是因为这种残存和精神继承人的身份，让田夫对于我们这个日趋平庸庸俗的时代，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

　　二 画如其人

　　1988年，29岁的田夫跟国画大师吴作人有过一段非常有趣的画骆驼比赛。当时，他们两人都画了骆驼。结果是，看到田夫画的骆驼，吴作人搁下画笔，朗声一笑：“田夫的画是真正从大漠来的，有神韵呀，我的骆驼是动物园来的，不画了。”当人们由衷赞美大师的襟怀气度的时候，田夫作为中国画骆驼的圣手身份，也就不言而喻。

　　画如其人，田夫的画多取自西部题材：大漠、长云、雪山、烈日、雅丹地貌、干涸的河流、苍凉的寺庙以及脸上沟壑纵横布满沧桑和搏击命运痕迹的西部人，充满着生命的张力和抗争命运的激情。但是，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成为画家笔下唯一、永恒主题的，还是奋鬃扬蹄、大开大合、貌似恭顺却又热血沸腾、倔强无比、坚韧无比、意志坚定的骆驼。而骆驼的这些品格，其实又是画家自我的写真和宣泄。一次次的出走和归来，与其说是田夫对于现实的驯顺和皈依，不如说是画家对于命运的永不不屈服和充满意志力的抗争。作为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精神遗产的继承人，田夫用他的作品反抗时代强加给他和我们的一切，成了这个时代的另类符号和残存的理想主义者的精神代言人。

　　田夫的画是中国西部题材的极致，他淋淋尽致地演绎着西部故事、西部精神和西部激情。悲怆、壮烈、神秘、绝地反击、大喜大悲、大肆渲染、大场面、大气魄、大情怀，充满男人味道和野性魅力。田夫的笔下，野驼狂奔、牦牛怒号、烈马被骟之后令人心惊胆战的绝望嚎叫，在绝壁上悬挂着却依然奋力向上的羚羊，生命的顽强、不屈服、强烈的悲剧色彩和激烈的反抗，形成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令站在他画前的人不能无动于衷，除了血脉赍张、心潮澎湃，就是暂时忘记现实枯燥、乏味、郁闷的恍惚和由衷而发的久违的豪情。如果说，只有这些，作为画家的田夫还是有缺陷的，因为他缺少对于生活中美的表达和感悟。田夫的诗情画意是通过藏族人的圣途、维族人的歌舞，大漠风沙，浓云低垂时的山川耸立，红日斜阳、寒潮涌来后的高原幕色来叙述的，这样的故事只能在中国西部，在那些人迹罕至又非常单纯朴素的地方。浓郁的民俗民风民情使田夫的每一幅画都孕含着极其强烈的感情，极兴奋的抒情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渲泄，是生命的扩张，遭遇现实困境的极度愤懑，是对生命里神密圣途的顶礼膜拜。看田夫的画，时时有一种被烘灼的感觉，就象站在凡高的画前，让人产生一种要大吼，要释放的冲动。中国画是文人画，玩弄情致的多，直抒胸臆的少，叙述婉约的多，壮怀激烈的少，以至影响逐渐势微，脱离时代和生活。纵观中国画坛，画风饱满，情感强烈的唯以朱耷、石鲁、田夫为代表。国破家亡的八大山人，感时伤世，诉诸笔墨，流淌的自然是旷古悲情，蓬逢乱世的长安布衣，大苦大难，大彻大悟，渲泄出来，其表现当然是无比悲怆；率性真诚的西域浪子，盛世壮年，性情中人，能够达到如此深刻，如此境界，完全是画家骨子里强烈的英雄主义气质和行走大好河山之后才气四溢的结果。

　　田夫以画骆驼成名于世，骆驼又称“沙漠之舟”，是一种耐力持久、坚忍不拔的动物，古往今来画骆驼的中国画家少之又少。一来是因为骆驼产自异域番邦，国画家们见识的少，更遑论了解；二来是因为骆驼不如马英俊潇洒、飘逸通灵，很多时候，骆驼还会显得窝囊和土气。一般人看来，骆驼负重而沉默、逆来顺受，缺少灵气。

　　但是，田夫笔下的骆驼大多充满野性，彪悍生猛、引颈长啸、愤鬃扬踢，跟人们一般印象里的骆驼有着很大不同。田夫笔下的骆驼非常灵活，在大漠深处、荒原残雪的大背景上，一峰两峰或者无数峰或昂首引颈或沉思默想的家驼、野驼，各种颜色的天空，苍老的太阳，孤独的月亮扑面而来。田夫的骆驼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不但精气神具备，更重要的是，田夫笔下的骆驼都有着一种坚忍不拔、不甘沉沦的灵魂和气魄。站在田夫的骆驼前久久凝视，那姿态各异的骆驼会从画面上跑出来，得得的蹄声和悠悠驼铃也会在我们身前身后骤然响起，引领我们进入无边无际的岁月和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没有骆驼，所有关于大漠、长河和太阳的诗句，陡然之间竟然全部沉默下来，缺少能够令我们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沧桑豪迈之感。

　　1997年香港回归，田夫在199.7米的长卷上一气呵成画了1997峰骆驼，这是画家一生见过上百万只骆驼的缩影，或卧或立，或奔或停，或长嘶或低呤，每峰骆驼的神情各异、活灵活现，浩大的场面和饱蘸的激情，扑面而来的，则是田夫汹涌澎湃的赤子之心。1997峰骆驼成为一个光辉的瞬间，让我们听到穿透历史和岁月的清脆铃声，滚滚黄沙之后是美的无法形容的宁静。正如其一生挚友陈懋震先生所说：“千九百九十七峰驼，以壮士蘸满天下之水的笔，让人懂得中华历史而创造中华之未来”。香港著名书法家余寄抚先生则被田夫的画深刻感动，挥笔写下“西域驼王”四个字，国画界的一代驼王已经横空出世，可以睥睨天下了！

　　田夫的画浓墨重彩，用笔用墨用色大胆而奔放，中国传统国画的技法之外，他吸收了许多西洋油画的精神气质和创作方法，他的作品也早已突破传统国画的束缚，有一种更加立体的、大气滂沱的气势和气场。而更加难得可贵的是，田夫作品里有着更多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和哲学形而上的东西，这在中国当代画家里是相当稀少的品质。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将希腊悲剧的来源归结为“酒神精神”。“酒神精神”作为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形态，其本质意义在于对生命价值的肯定。田夫的作品里，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这种“酒神精神”的痕迹。甚至，从某些方面和意义上来说，田夫在中国国画界罕见地延续了跟希腊悲剧一脉相承的“酒神精神”。他肆意挥洒着生命的激情、豪情和人的血性与野性以及久远了的英雄主义气质。他还原了人本精神，用线条和色彩重新解构着这个我们还远远未能预知的世界。他的理想主义风格注定了他对宗教虔敬又疏离的矛盾态度。狐疑、质问、挑衅、批判、讴歌赞美、大肆宣扬、爱恨情仇，这些现世里人们所有的情绪和纠结，在田夫的画里都能找到相应的回应和答案。很多时候，看田夫的画简直是在跟神对话或者神游，已经没有人能够在他的画前无动于衷，已经没有人不会为他所表达的强烈情绪所感动和牵引。

　　“降世”、“于无声处”、“圣途”和“天寰”是田夫画中的另类重要作品，具有感人的生活底蘸和艺术魅力，“降世”和“于无声处”两幅作品是画家早期忧郁的唯美主义和英雄情结冲突的结果。紫色的天空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金色母亲顶天立地地高擎着刚刚降生的婴儿，大朵大朵的白云宛若喘着粗气的子宫，在这降生里，生命被画家赋予一种庄严的拜祭意义，表达了青年画家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献身精神；山腰间飞得怪异的乌鸦，裹在一团神奇耀眼的白光里，乌鸦头前的一点红喙就显得格外夺目，那是一段格外的宁静，让我们听到乌鸦翅膀滑翔空气的嘶嘶声，预示着生活里某种变化的发生；“圣途”表现的是一个在西藏朝圣途中经常见到的画面：扑地跪拜的藏人刚刚直起身子又要扑下去的瞬间，寒月悬在暗绿色的夜空，康巴人的背影和高举的双手以及左手腕那只十分抢眼的白玉手镯将生命赋予一种悲壮色彩；“天寰”是画家难得地将两排红色转经轮十分整齐地排列，画的中央铺着同样整齐的鹅卵石，一只白色的圣牛正庄严地走向前方的白塔，白塔上是紫色的天空，停着一朵微红的云，因而禅意无限。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直生活在北方和漂泊状态的田夫终于在深圳停栖安顿下来，稳定的生活是艺术的杀手，但是对于田夫来说，稳定的生活并没有谋杀掉他一如既往表现和承继的激情、豪情、肆意、血性和对生命和生活的爱。他的画一如既往地情绪激烈，情感饱满，色彩强烈，充满张力和叙事性。

　　当然，一些从来没有过的人物或者动物也进入了田夫的画纸，田夫的画越来越完美，也越来越安静。和尚和高僧，甚至来自遥远非洲的狮子，这些改变昭示着即使生存栖身在中国最纸醉金迷的城市和文化沙漠里，田夫也依然面对世俗苦苦抗争，依然坚守着信念以及承继下来的对于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忠诚。

　　罗曼罗兰在其不朽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里，借助一位烈士暮年的革命者之口说出这样的话：我老了，牙齿也不行了，再不能咬人了。虽然，对于以往岁月，革命者表达了他的无怨无悔，但是，毕竟，光荣和梦想已经越来越远。峥嵘岁月、蹉跎岁月甚至苦难岁月毕竟都成为越来越远的过往，剩下来的，除了漂浮在记忆河流上的百转千回和夕阳西下时候的暮日高歌，还能是什么呢？这是古往今来所有英雄们的必然去处和结局。

　　而这个时刻，田夫的画却越来越安详大气、气势滂沱。太阳正在沉落，漫漫黄沙的古道上，那些驼铃依然清晰、悠扬地响起来，令我们怀念和神往！

　　三 结束语

　　在叙述了田夫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对于田夫，我们好像有很多话说，却又一时语塞，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在英雄主义的史诗里，我们可以找到田夫的痕迹；在残存的理想主义者的队列里，我们可以看到田夫的影子。甚至，在圣徒和殉道者的名单里，我们依然会读到田夫的名字。但是，田夫最后只是一个独特的画家，这种独特既体现在人格上，又表现在他的艺术风格上。

　　没有看过田夫的画，仅仅根据他的经历，我们会说田夫是一个人物；而看过田夫的画之后，我们终于明白：这位叫做田夫的人物和画家，终究会在浩瀚的历史里留下他的背影和面容。

　　阅读田夫，就是阅读我们这个年代过去和未来的历史！

2011年1月31日 星期一 15:43

姚小远 上海